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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松泉邓小平改革为何能够人已逝而政不息

2019-11-08 12:04:00来源:励志吧0次阅读

丁松泉:邓小平改革为何能够人已逝而政不息?

历史视角下的邓小平

在一个体制控制周密、传统权势异常强大、社会惰性根深蒂固、革命意识与保守意识几近挤压着社会改革绝大部分空间的社会里推行社会改革,改革本身及其改革者的命运与结局,常常是宿命般地使人绝望。回首中国历史,改革和改革者的命运大体是很悲惨的,这也一直成为许多人在改革眼前却步的一大因素。但是,在20世纪的最后时期,邓小平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这个宿命,中国的改革,尽管还没有进入最后的阶段—政治改革,但是,这个改革已将自己而且也将中国社会推上了路,并且,这个改革也将中国从100年前邓小平诞生时候的贫弱状态进入到崛起时期并走向一个多世纪以来历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富强国度。

马克斯-韦伯举德国俾斯麦为例指出,一个伟人可能具有卡理斯玛的天赋,却缺少使其工作延续下去的能力。俾斯麦后的德国随着他的离去而人走政息,他惨淡经营的权利均衡和一直希望摆脱“他国联盟的梦魇”的努力全都付之东流,德国为此而付出世界大战的代价。邓小平不仅避免了商鞅、王安石、李鸿章等中国改革家的命运,而且其改革也避免了俾斯麦那样人亡政息的命运,这不仅是邓小平个人的荣幸,也是全中国人民的荣幸。

中国文明是一个非常早熟的文明,因而中国社会很早就建立起周密的社会控制系统,与这种严密的控制能力相伴随的是社会体制的刚性和惰性,既缺少体制内应变的弹性空间和应变能力,甚至长此以往也失去了应变的主动性。在这样的社会中,体制内变革的空间一直遭到两个方面的挤压:革命或改朝换代的动力与社会保守权势和社会惰性的阻力。改革要在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夹缝中走出一条路,对任何一名改革家都是非常严峻的挑战。改革气力在这样的社会中往往势单力孤,普通大众或者遭到激进主义的诱惑而革命、起义,或麻痹观望与抵制。

中国历史中,当一个王朝本身出现统治危机时,在体制内改进的努力很难获得成功,最后的结局基本上的王朝的更替。改革常常由于守旧势力的压制而窒息,改革的失败最后也导向体制或王朝的崩溃。邓小平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能够比较纯熟地应对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挑战,改革气力在两者之间守旧了相对比较巧妙的平衡。邓小平1992年的南方谈话体现着他对保守势力的强有力的回击,挽救了中国改革可能夭折的命运,这是他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位巨人为中国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所做的最后也是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行动。

另一方面,邓小平的成功也是由于中国民间巨大的改革动力和改革的民众基础,邓小平顺应了他们的要求,并顺势推动。后“文革”时期孕育着非常强大的改革动力,特别是社会精英在改革问题上基本形成了共识,邓小平的贡献在于他将这种共鸣凝聚在他的政策中,落实在他的改革行动中。除了邓小平个人因素外,这个改革的成功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外部环境的作用。在中国改革的历史中,李鸿章与邓小平是最具有共同性的两个人,洋务运动所推动的改革曾获得很大的成绩,也很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但李鸿章的改革由于甲午战争而被断送,就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的成功也有他的历史幸运。题外而论,中国前两次现代化的努力都是被日本人所破坏,唯有这一次日本对中国的现代化起到了配合的作用,无论其主观动机是什么。这也是邓小平比较幸运的地方。

邓小平改革之所以能够人亡而政不息的最根本性的缘由,我以为主要是他的改革将中国引入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一种软性的社会制度,在这类制度的框架内,个人的生产力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解放。历史上一直受着各种各样束缚的个人在这样的制度中,可以在经济领域有了自己的自由选择。这是中国人在通向自由之路中的里程碑,它充分地将每一个人调动了起来,投入到改革的“场”内,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市场经济的社会动员能力远远超过毛泽东发动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它虽然也会给一些人带来不适和被动,但总体而言,这种社会动员没有“文化大革命”或者其他历次运动那样的强迫性与残酷性。

由于它能够使最大多数的人得到最大可能的幸福,这次的改革就具有历史上所有改革所不具有的广泛的大众基础,由群众会合而成的巨大的改革气力是任何其他力量所无法阻止的。市场经济将个人释放出来以后,任何力量也没法将其再度收入牢狱,改革不再可逆,改革走上了不归路。“文化大革命”的幽灵,守旧势力的幽灵,一去不复返了。邓小平的改革是中国当代历史上的“出埃及记”,他将中国人民带出了在经济上只有被奴役而无自主的牢笼。虽然中国的政治改革还没有完成,在政治领域的“出埃及记”还没有上演,但邓小平的改革最后的结果必然会走向这个“迦南地”。市场经济的最后归宿就是“迦南地”。

在邓小平诞生以来的100年中,中国的领袖与社会精英有许多值得人们记忆的丰功伟绩。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将中国引上“共和”之路,虽然中国的共和之路也曾历尽沧桑,但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即使实行专制主义或极权主义的人或权势也不能不打着“共和”的旗帜。不管他们有多少的历史局限和个人缺点,辛亥革命的一代先贤,是首创历史的一代,他们留给了后人丰富政治遗产,在21世纪的某个阶段人们会重新认识他们,并且珍惜他们留下的遗产。

邓小平和与他一起推动改革的同志们,例如胡耀邦等,他们将中国引上改革开放之路,在经济领域解放了全部中国人民,将中国人民带出“埃及”,这是中国历史的1大飞跃。人们都看到了改革给中国带来的强盛,中国呈现为一个新兴大国,中国人民走上了富裕路,这只是一个方面,这场改革的更加深层、更加深刻、更加深远的意义在于,它是当代中国的“出埃及记”。邓小平们已经将中国人民带出“埃及”,他们可能早已经意识到,或许历史的局限也使他们还没有意想到,前面的路通往“迦南地”,但是,他们开创的历史已经形成一股浩浩荡荡的潮流,,将中国人民终究带向未曾体验过的“迦南地”。这是邓小平对中国、中国人民、中国历史的最大贡献,这也确立了他在中国历史上将具有或超出秦王汉武们的历史地位。21世纪,人们会更加珍惜辛亥先贤和改革先贤们留下的历史遗产。(作者:丁松泉)

毛泽东安排后事 首先就是扶持邓小平

中国到现在都必须感谢两个人,一个是毛泽东,是他建立了新中国,确保了我们中华民族突起的基石;另外一个是邓小平,是他提出了改革开放,让中华民族的复兴成为了可能。

毛泽东与邓小平

“九一三”事件使毛泽东的精神和身体都受到了一次严重的打击,从此,他的身体每况愈下。1974年6月,周恩来的病情也加重,必须住院治疗。毛泽东不得不重新斟酌选择一个人来接替周恩来主持中共的日常工作。邓小平再度复出,负责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毛泽东晚年也对身后情况做过预测,他认为在他死后,没有人能压得住邓小平;江青以后怎样“只有天知道”。

毛泽东和邓小平

毛泽东的“四步走”战略

综观邓小平从复出到走上中共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岗位的全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一步都离不开毛泽东的精心筹划。

第一步是让邓小平恢复工作,熟习情况,建立威望。

毛泽东亲身提议让邓小平恢复工作,肯定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时站在以毛泽东一边“是挨整的”,“没有历史问题”;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中共建政后在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斗争中“没有屈服于苏修”。使邓小平能够走出文化大革命中扣在他头上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派”的阴影,参加国务院的领导工作,在中共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第二步是让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在国际舞台上“公开亮相”。

1974年4月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是一次不同寻常的会议,与会的均为各国重要政治活动家和政府首脑。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作为十亿中国人民的代表预会,在会上全面论述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必然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势必大大提高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威望和重大影响。

正如毛泽东所期望的那样,邓小平的联合国之行取得了空前的成功。许多新闻媒介在评论邓小平的联合国之行时指出,邓小平不仅代表着新中国的形象,而且无疑也是周恩来的一名“最好的代理人”。

1974年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上

第三步是提议由邓小平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让邓小平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和军队领导核心。

为此,毛泽东亲身在1973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军委扩大会议上推荐邓小平,为邓小平大造舆论。如称赞邓小平“办事比较果断”,“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外面和蔼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等等。以毛泽东当时在全党、全军、全国的最高权威,对邓小平作如此高的赞誉,意图是十分明显的:在自己和周恩来都身患重病的情况下,尽量打破常规,扫清一切可能出现的障碍,尽快把邓小平推上中央党、政、军的主要领导岗位,使中国共产党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有一个接班人。

第四步是完成组织手续和法律程序,使邓小平正式承担起中央党、政、军的主要领导工作。

对于选择邓小平承担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工作,毛泽东在武汉、长沙考虑了五个多月。尔后,通过1975年1月的中共中央1号文件、中共10届二中全会、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迅速完成了组织手续和法律程序,使邓小平担负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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