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球

江南煤都萍乡期待涅槃

2019-10-14 07:38:22来源:励志吧0次阅读

  江南煤都萍乡期待涅槃

  一个煤城的煤到底可以挖多久?一个煤城的经济到底可以依赖煤多久?

  江西省萍乡市正在试图回答这个生死攸关的大问题。

  这里曾有“江南煤都”之称,一战前产量达到全国的1/10。经过百年开采,煤炭资源已接近枯竭。业内人士估计,即使是小挖小采,萍乡三县两区的煤也只能再支持一二十年。

  枯竭的标志之一就是重组后的国有煤矿年产量都不足100万吨,最大规模的私人煤矿年产量也就是十多万吨,这类煤矿全市不过十来个。余下的都是小煤窑——当地人称开小煤窑为“挖井”,这或许更贴切。

  尽管规模从全国来看如此之小,但是按照现在的价格,一个年产10万吨的煤窑一年的纯利润就超过了1000万,当地流行的说法是:一个井一天只要出一车炭,一年就是一个百万富翁。

  这样的暴利,不仅造就了一批新富,而且对萍乡这个因煤而生、因煤而成为中国最早一批实现工业化的城市的经济转型带来了巨大挑战。

  1898年,因为湖广总督张之洞要给他创建的汉阳铁厂建设燃料基地,萍乡煤矿因此而生。1908年,盛宣怀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合并,改为商办,成立了汉冶萍公司。这是中国最早的近代化钢铁联合企业。

  长期以来,萍乡市2/3的财政收入来自煤炭。但在资源枯竭的现实前,当地政府已决心走出“煤炭经济”。

  但最近3年煤炭行业的高额利润,让这个矢志转型的城市感到要对煤炭说再见不容易。

  告别煤炭别无他选,但如何实现?城镇通往未来之路何在?走访萍乡的村庄和城市,希望得到解答。

  “不挖煤我们吃什么”

  安源张家湾,是1927年毛泽东委员策划秋收起义的地方。从这步行十几分钟,就来到了着名的安源煤矿。

  在去年12月份的换届选举中,煤老板张忠明当选了张家湾村的村支部书记兼村长。去年,他投资的小煤矿———挂靠市属的跃进煤矿———仅税收就上缴了110多万。

  他接手的是一个账面资金400元,欠账50多万元的村庄,“我上台后最重要的事就是要解决村民的就业问题。”

  自从2001年国务院下令关闭小煤矿以来(这里的私人小煤矿都属于“四个一律关闭”之列),紧靠国有煤矿的张家湾承受着转型之痛。

  该村有村民2300多人,人均耕地仅1.2分。在这个一直以煤炭谋生的地方,“不挖煤我们吃什么?”张忠明问道。村办企业前几年响应政策,都卖了,“现在我最想做的就是引进几个厂来。”

  他看起来信心不大———张家湾交通不便,生态破坏得厉害,属于采煤的沉陷区。在对村庄未来的规划上,张还是忍不住回到煤上。

  “资源是属于国家的,所以在国有煤矿井田范围内的煤都属于国有煤矿,这当然很合理。”他说,“但我想可不可以因地制宜,就事论事,该关的关,该发展的发展呢?村集体可不可以在国有煤矿挖剩下的边角废料上搞一个两小煤矿?”

  提出同样问题的是在国有煤矿高坑煤矿所在的高坑村当了几十年村支书的沈杞生。

  同样,2001年以来,高坑村的产值从高峰时的1.3亿直落到现在的两三千万。以前村里孩子上幼儿园、读书,村民的医疗、用水等都是免费,而且村里还给到了退休年龄的村民发放退休金。现在这些都没了。

  “这几年苦不堪言。”沈杞生说。同样,高坑村人均耕地不足一分,祖祖辈辈就是靠煤炭为生。

  沈在1980年代就靠挖煤发家,当时人称“沈百万”,他告诉,如果不解决村民的生存需要,小煤窑没有可能彻底禁止。

  国家提出关闭小煤窑之后,当地“挖偷井”的人也大大增加,少说也有几十家。“这些偷着挖的井就像老鼠洞,前面炸了后面挖,反而更不安全,因为他们不做长远打算。”沈说。

  他希望,与其偷着挖,不如政府开放一些有一定规模、符合安全、环保条件,而且在国有煤矿的边边角角开采的私人矿井,并加强管理。

  前年国家发改委下拨了2个多亿用于萍乡市国有煤矿沉陷区的房屋、道路、医院、学校等设施进行搬迁或维修加固。高坑村分到了600多万,已按受损级别全部发到村民手中。

  适度允许但规范私人开采小煤矿,不仅仅是沈杞生和张忠明的想法。在萍乡市政府的内部资料《决策时讯》去年第三期上,刊登了一位友撰写的文章《我对萍乡经济发展的观点》。其中提到要“鼓励私人开采煤炭”。

  文章认为,虽然国家提出煤炭要由国有大型煤矿进行开采,但萍乡三个国有煤矿中已经有两个破产,远远不能满足萍乡经济发展的要求。如果不小心处理,煤炭资源的制约将成为萍乡经济倒退的重要原因。而鼓励私有经济开采规模以上的煤矿,政府加强管理,甚至通过政府努力促使产业下游参与煤炭的开发。

  “煤炭是萍乡经济的重中之重。”该文作者强调。

  但是,市政府对“煤”,却是欲说还休。在该市的“十一五”规划中,未来5年萍乡市的发展方向包括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经济国际化、市场化等,对“煤”只字未提。

  壮士断腕

  面对资源将要枯竭的前景,萍乡地方政府正矢志走出“煤炭财政”,因此他们在整治非法小煤窑和官煤的行动中花了不小的力气。

  从去年12月日,萍乡市打击非法小煤窑调查组跑遍了全市三县两区所有产煤的19个乡镇,调查结果是,全市大约有三四百个无证井,这并不包括待证井以及所谓的“板车井”———几个人拿个锄头就能挖煤的小井。

  很多时候,等打非组赶到非法小煤窑开采地点时,锅里的水都是热的,存煤有60吨到200吨不等,“一看是几分钟前才跑掉的,显然有人报信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说。

  “萍乡市的煤‘瘾’一时很难戒。”他说。

  自去年六七月该市进行了一场迄今为止力度最大的打击非法小煤窑运动后,现在新增的无证井大概有五六十个。

  去年四五月份,萍乡市大力整肃官煤勾结,查出入股小煤矿的县级干部4名,乡镇干部200多名。这些干部分布在煤管局、矿管局、安监局、国土资源局等几乎所有直接管理煤炭行业的政府部门,还包括一些乡镇的书记和副镇长。

  萍乡整肃官煤的力度不可谓不大,这种力度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萍乡戒除煤瘾的决心。据知情人士透露,仅这两个月的整肃,市政府就收缴了1800多万元的非法所得。

  但这种牵涉到太多人直接利益的努力也遇到了巨大的阻力。在打非组的调查中,常常发现剪掉了电线、拆掉了变压器、被勒令关闭的非法矿井,在仅仅半个月一个月后就又重新铺设了电路。

  更让人痛惜的是,一些产煤乡镇、村庄的山山水水被挖了个底朝天。“原来有树有水的山,现在就像一个馒头那样,光秃秃的。”一位“打非组”成员说。

  高坑村的沈杞生深有同感:“以前萍乡是林深叶茂,现在是穷山恶水,山崩地裂(指地表沉陷)。”

  “这对老百姓的损害太大,他们失去的太多了。”沈杞生感叹道。

  而安源张家湾村的张忠明最喜欢游历云南这样风景优美的地方,“现在我们最缺的就是生态。”

  夕阳里升起朝阳

  指针指向了170公里。42岁的何春明开着这个城市最昂贵的私家车———2003年花140多万元买的奔驰320,赶往几十公里外市区的一个餐厅。

  2月13日晚,这个萍乡市最大的私人煤老板之一要宴请外地来的客人———江西省分宜发电公司的副总一行。

  1995年前后煤炭价格不好时,何春明是专跑销售的(电厂是那时的大买家之一),并靠此赚取了第一桶金。自从2003年煤炭价格翻番以来,他再也不用考虑销售问题了———现在买家们都是上门求购。

  觥酬交错后,分宜发电公司副总经理曾晓生邀请何春明移步酒店,商讨煤价。洽谈显然没有结果,第二天,曾马不停蹄地又见了十几个煤老板,并推迟了返回日程,“价钱还是太高”。

  今年是电煤价格放开的第一年。就在曾晓生为电煤奔波的同时,国家发改委、铁道部和交通部2月初联合下发紧急通知,要求重点煤炭、电力企业,在2月份内完成全年电煤合同和运输合同签订任务。“重点”之外的分宜发电公司,除非政府调控电煤价格,否则是怎么也拧不过已经市场化了的私人煤矿。

  “被人追着买煤的状况还能持续个三五年。”何春明预测。在不愁没有买家的时候,显然,他是不会考虑降价的,尽管他的财富来得很快。

  1997年前,这位只读过一年书的当地村民还背负着20万元的债务。一位公务员告诉,1997年的时候,何还不是个人物,“那时,他开辆货车跑销售,我常常看到他的车坏在路边也没人管。”

  转机来自煤矿。1997年下半年,销煤挣了点钱的何春明开始投资煤矿,几年下来就积累了千万身家:他的大富煤矿位于萍乡市芦溪区银河镇,所产的煤,价格从2002年初的一吨八九十元,上涨到现在的元,差不多翻了两番。

  突然富起来的何春明当时很茫然,“不知道这些钱该投到那里去。”他回忆道。

  2002年,国务院严厉禁止小煤窑,当地官员积极游说“牛奶是永远不会老的产业”。何春明动了心,投资建立了大富乳业有限公司,生产鲜奶。

  在距萍乡市政府大门约20米的

汤羹
夫妻笑话
金牛座
分享到: